「不只是女人，我們是人。兩性雖因生理身體擁有不同的特質，卻有相近的夢、理想以及欲望。她們一個個，複雜多變如山。在探索八千公尺高峰的雄性世界版圖中，做為母親、妻子、情人、女兒的她們，擁有和冰隙一樣深邃的，無名之險之力。愛恨貪瞋痴，K2面前，如此可悵可愛。」
──推薦短語：劉崇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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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記得的，我趴在帳篷裡，翻閱著那些，女人的攀登、女人的死亡。
我懂得，屬於女性的驕傲、細緻、溫柔、嫉妒、比較、強悍，各種矛盾與衝突……我懂得，屬於女性的不捨、貪戀、三頭六臂、分身乏術、成就以及企圖……我懂得，屬於女性的痛苦、悲傷、過與不及、限制與超越……都在臉譜出版的《殘暴之巔》中，略略完整地示現了。
很難忘記帳篷裡正在閱讀的自己，那隱隱發麻的頭皮。背脊的寒毛豎起，像在七八千公尺的高海拔攀登那樣難以呼吸，因為，舊社會框架下的女人，要去攀登K2，真的很不容易啊！
臉譜出版社邀請推薦時，我考慮良久，女性攀登K2？這是倡導「爬山不一定要登頂」的我該推薦的嗎？
時值工作最忙碌的時期，勞碌奔波到幾乎失去了自己，連閱讀推薦書籍都要抓工作休息時間才有空檔……當時在花蓮森林基地帶領一個多日的工作坊，只有當一天的活動結束後，回到帳內，我才有時間閱讀。
每次讀，都有一股深沉的哀傷，從腹部底下緩緩湧上來……一邊嗚咽，一邊喝采：這些女人……好精采、好努力、好可愛啊！
五名登山家分別是：
汪達．魯凱維玆（Wanda Rutkiewicz），一九八六年登上K2頂峰。
莉莉安．伯拉德（Liliane Barrard），一九八六年從K2下撤時死亡。
茱莉．特利斯（Julie Tullis），一九八六年從K2下撤時死亡。
向黛兒．莫迪（Chantal Mauduit），一九九二年登上K2頂峰。
艾莉森．哈葛利夫（Alison Hargreaves），一九九五年從K2下撤時死亡。
作者珍妮佛・喬登Jennifer Jordan除了寫作，也是製作人和記者。「一九九八年，一篇〈最後一個活著離開K2的女人〉逝世的文章，使得她開始追溯這些女性登山家的腳步來到K2。她好奇這些女性為何留下家人與孩子，選擇在死亡邊緣生活？在女兒、妻子、母親這些身分之外，如何克服社會觀感與體能的極限，在山上既要應付月事，還得和男性登山隊員、揹夫、嚮導與官員角力？」(摘自書籍簡介)
這些登頂K2的女性登山家，在世界登山史上，始終都沒有留下她們的名字，珍妮佛採訪了他們的親友和研讀資料，為她們立傳，並探索在荒野無情高標準生存能力的試煉中，女性如何展現她們的樣貌與決心。
於是我明白了，這本書的用意並非說明登頂的重要性。而是這幾位女性，如何在西方父權體制的社會價值體系中，走出女性登山的不同路徑。
那幾天我總是頂著頭燈閱讀，帳篷裡共感著她們瀕死、垂危的吶喊與奮力求生，不只在山巔上、冰隙間和基地營中，也在面對家庭、伴侶和社會目光中艱苦前行。
會讀到背脊發涼，是很正常的事吧。
老實說，這本書不適合睡前讀。每日睡前，我的腦袋裡總充斥著女性隱而不顯、沉默蟄伏的生命張力，不停被壓制的欲望與其議論紛紛，那關於攀登的諸多瘋狂。我得哄自己早點入睡，隔天還要帶引導呢。
但我睡不著，為著那些朝我們筆直而來的利刃，嚴厲地質詢：「作為一個母親，妳為什麼去爬K2？」人們問。
嗯，作為一個父親，去挑戰K2為什麼不用被一再追問呢？
而她去，其精神層面的韌性與堅毅，永遠撼動我。想起在山裡帶領女人爬山時的各種面容，是的，她們一次又一次地，展現讓我驚駭的持久意志。
《殘暴之巔》是一本山岳的女性報導文學。我謝謝它的出現。
在花蓮山間的工作坊結束後，這本書後來被我帶回了美濃，放在書櫃裡，每次看到，我的眼神總會不由得多停留一下，慎重其事，常不敢輕易拿起。
《殘暴之巔》的問世，提醒著我們，那深沉的野性、渴望、以及需求，是屬於「人」的。這些行動，若只因「女人」的身分而遭議論或忽略，是當代社會的失落與侷限。翻一翻，聽聽這些故事，那前仆後繼對理想與夢想的追尋與嚮往、紀錄與調查、書寫與整理，就是人類自我辯證與進化的歷史。
不得不說我怕了這本書，又敬這本書(哎真的很燙手~)，女性攀登者並不模糊或只為附屬，關鍵仍在於我們的自覺和勇氣──醒來，篤定向前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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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殘暴之巔：K2女子先鋒的生死經歷》
「或許山並不在乎她們的性別，
但人類社會在乎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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